华：风闻奏事，利大于弊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很多中国民众直呼吃不消；酷暑之下，连母鸡都开始闹脾气。最近有安徽媒体报道，天气实在太热，母鸡产生应激反应，“罢工”不肯下蛋，鸡蛋价格蹭蹭上涨。合肥的一些养殖户为了保产量，在鸡舍安装冷风扇，可产蛋率还是跟不上。
创纪录的高温，成了今夏的主旋律。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6月中以来中国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达到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
今年夏天中国有多热？据官方数据，从6月1日至8月15日，中国平均高温天数达12天，比常年同期多五天。华北、华东、西南等地的高温天数普遍在20天以上，河南、河北、安徽、江苏、重庆等地高温天数更是超过30天。本轮高温天气中，40摄氏度以上地区的覆盖范围达.5平方公里，好些城市的最高气温甚至接近45摄氏度。
60年一遇的高温让人“热到融化”，更棘手的是，伴随滚滚热浪的还有干旱。每年夏天原本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期，尤其在长江流域，一到汛期各地就对洪涝灾害严阵以待。而今年夏天，长江流域却出现罕见的“汛期反枯”现象。
过去近半个月，长江水位降低、鄱阳湖湖底沙滩裸露的画面频频见诸媒体。在重庆，多条河流断流，长江支流嘉陵江原本淹没在水中的滩涂裸露，有网民调侃，嘉陵江被晒成了“嘉陵工”。
高温和干旱严重的川渝地区，一方面人们需要冷气机降温，导致用电量激增；另一方面，“靠天吃饭”的水电站水量不足，电力保供形势严峻。
四川本是中国能源大省，当地水资源丰富，80％以上的电力供应依靠水电。四川也是水电外送大省，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供电中，都有来自四川的水电。
可川渝地区在这次的电荒中首当其冲。为了保障民生用电，当地许多工厂纷纷因限电被迫停产。苹果公司代工企业富士康、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等外资企业在当地的工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影响。中国两大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四川宜宾和重庆的生产基地也没有幸免。
电荒也传导到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星期一宣布暂停开放外滩等部分区域景观照明。网络上还流传的一份上海官方向四川官方发出的公函，提到上海方面收到上汽集团和特斯拉公司反映，在四川的零部件供应商因限电无法足量生产，导致这两家企业的零部件短缺，影响整车下线。为此，上海希望四川方面为相关企业倾斜一定的电力资源。
这一轮电荒让人想起去年第三季中国各地发生的电力危机。当时东南沿海大量制造业工厂因限电停产，东北一些城市还发生无预警拉闸限电。电力短缺冲击当季中国经济增长，使其跌至一年来最低水平，同比仅增长4.9％。
如果说当时那场电荒背后，是操之过急的“能耗双控”政策，那这一回则是因为难以控制的天气因素，但两场电荒都暴露出中国面对的能源保供挑战，让人担忧电力市场供需失衡是否会成为每年都要上演的新常态。
两场原因不同的电荒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让中国经济增长面对新阻力。这个阻力来得很不是时候，中国经济今年遇到的坎坷特别多，上半年严重拖累经济的疫情阴影仍然挥之不去，长久以来支撑经济的房地产行业也持续低迷，如今再闹一次电荒，恐怕第三季的增长又会受挫。
中国经济的走势总是备受瞩目，毕竟第二大经济体一打喷嚏，全球都会感冒。过去国际舆论中时不时会出现“中国经济崩溃论”，这些研判有时因为有预设的立场，或是对中国缺乏了解而过于草率，最后都成为“狼来了”的故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显露疲态，质疑的声音再度出现。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不久前在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指出，就在六个月或一年前，认为中国经济在某个时点超过美国还是一种公论，现在没人那么肯定了。他也列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挑战，包括巨大的金融风险、推动增长引擎不明确、以及中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比重上升。
中国经济能否超越美国可能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中国面临的挑战确实不小，且不说人口结构变化等长远问题，单从短期看，疫情困局、消费疲软、房地产低迷，叠加最近的电荒，可以说增长阻力重重，还真让人乐观不起来。
另外，地方政府缺钱，大家都知道。但是并没有人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惯性思维使然，大家都觉得只有重新辉煌，房地产经济才能走出泥沼，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大员带货房地产，个别地方政府视房地产企业为救命稻草，甚至向房地产企业求助妥协。但是事实上这是逆势而为，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趋势不可违。
房子卖不掉，没有动销，街面上的门面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出租转让的小广告已经落满了灰退了色了，还在那里贴着，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房子了。别忘了，我们的出生率在下降，老龄化在加速，我们的人口会少很多，房子还会空出来更多。
在这种不可违背的大趋势下，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使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给房地产企业打鸡血，灌兴奋剂，让他们壮壮胆子再拿地，那也只能是饮鸩止渴，仅也只是续命而已。不但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还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大的隐患。房地产作为支柱型产业，于当下国情而言已是癌症而且晚期，救地方政府就是救国民经济。
怎么救？第一壮士断腕。转变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发展为精细化发展。同时转移房地产行业基建行业富余生产力，出国留洋开拓开外市场，让他们去修路、架桥、造城、修高铁。无论能不能付得起钱我觉得都不要紧，粮食、矿产、海陆空交通资源只要我们需要有什么都可以拿来换。
二放开放宽集资建房的条件，有条件的放开小产权房屋的自建，对已经征收未能成功出让的地块统一规划分户出让，允许个人以宅基地的形式购买自建，确保房地产行业全产业链软着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同时，带动庭院经济的发展。
三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进一步精简公职人员，把以行政管理为主要功能的乡镇，变更为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性的国有经济组织。每一个乡镇一级政府参考新疆建设兵团模式，首先都是一个规模国有企业。一方面实现精政减员，另一方面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四全面取消农业到户补贴，确保农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对确权土地进行先流转，然后再流转，促进大农业规模农业发展。现在的农业到户补贴，地是谁的补贴给谁，并不是谁在耕种补贴给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限制了规模农业的发展，中小型农场里，又有一大批鱼龙混杂的人，专门盯着农业补贴在做农业，严重的浪费了土地自愿的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取消农业到户补贴，就能直接淘汰掉一大批没有补贴就干不下去的人。让能者上，通过招拍挂，让土地资源良性流动，生产更多的粮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五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取消一切地方债，地方的政府不应该是做生意的政府。我认为：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不是做生意的政府。为人医院办学校发公务员的工资等都需要钱的，国家不给谁给呢？总不能老让地方政府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或去赚老百姓的钱吧，总有卖完的时候，乱卖土地滥采矿产资源必然造成粮食危机破坏环境，赚老百姓的钱必然造成与民争利，乱罚款乱收费，制造冤假错案，引发官民对立，破坏政府形象，“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中央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生产钱的政府，不要去为难无权印钱的地方政府。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缺少产品货物，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印钱投资和生产力度，缺什么生产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多了都不可能涨价的。中央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严惩贪污腐败的官员，管好地方政府的收支二条线，该收的收该支的支，不要有地方债这一说。地方政府确实需要钱的时候印钱给地方政府就是，绝不能给地方政府压力。别搞得地方政府在公路上乱设收费站，造成政府是车匪路霸的不良形象。把医药教育公益事业推向市场，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严重后果。
六放宽信贷政策审批条件和规模。尤其是加大创业型贷款和资金扶持的力度。自然而然地，市场就会释放更多的活力。
七促进资本市场高速发展，挖大挖深蓄水池，承接房地产行业巨量社会资本转移并形成投资效应。
八适量发行地方债券，及时缓解地方政府经济压力。保障社会职能部门正常运营。
九鼓励自谋职业恢复走街串巷，带动庭院经济发展，促进小手工业发展，促进内循环和消费的同时带动就业。
十全面动员风闻奏事，继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深挖蛀虫，全面深入进行一场彻底的反腐败斗争，让唐山事件彻底成为故事。
“风闻奏事”这个典故，说的是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项监察制度，即言官们向皇帝奏报贪赃枉法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据《文献通考》记载，此项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的不少朝代亦有沿用。到了明代，更是把该制度作为整饬吏治、巩固朝政的重要手段。
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洪武皇帝治吏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莫过于官员营私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于居官婪取之人，必须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即使是上奏错了，也不追究奏报者的责任。这就是史上有名备受推崇的风闻奏事制度。此项制度一经推开，洪武朝政局立刻发生了御史言官敢于弹纠不法、部院大臣廉洁自省、百官小吏为之震恐的深刻变化。
在如此强劲的治贪势头下，仍有贪利官员铤而走险。有一个县官贪墨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将那个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稻草做成“贪官标本”，挂在该县衙大堂以警示后来为官之人：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不放心。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个县令不久，他听从臣下的建议，拟定了一篇《戒石铭》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式勒石作碑，竖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铭文告诫官员，为官要旰食宵衣、勤于政事，不得贪赃枉法、谋取私利。并谕旨每一位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熟记会背这篇《戒石铭》，始终牢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铁规戒律。
由“风闻奏事”这个典故，我想起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引用的一句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是对成语“矫枉过正”的最好的解释。矫枉过正的本意，是说在纠正一个错误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而导致偏离方向。毛主席借用这句话，旨在说明社会剧烈变革中出现矫枉过正现象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矫枉之后，再把过正的纠正过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矫枉的过程，也是纠偏的过程。风闻奏事的做法，与矫枉过正有异曲同工之妙。风闻奏事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奏之事可能不客观不准确，也难免产生冤案。但它对于那些贪官，无疑会产生震慑作用，也必然促使清廉自守朝政新风的养成。总体来说，利大于弊。
大家知道，对贪腐这样的社会顽疾，历朝历代都采取高压政策严惩不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零容忍”。即便如此，贪腐行为还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是因为贪腐的诱惑力太大，那些意志薄弱者很难顶得住。另一方面，贪腐者也在不断变换手法，贪墨行为会变得越来越隐秘，让人很难发现。鉴于此，给举报者以包容的态度和宽松的环境，就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策略手段。他们向御史言官们授权：只要听到一些官员的贪腐传闻，或看到一些可疑现象，不必核实即可奏报。即便奏报有误，也不予追究。如此宽松的激励政策，给举报者壮了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知情者参与其中，不但畅开了言路，而且在朝廷上下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群体性监督举报网络，使贪腐者无处遁身。这样一来，皇帝虽身居深宫高位，却耳聪目明，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旦核实有人以身试法，皇帝便会采取断然措施。同时，此举也为皇帝识别官员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皇帝每天通过源源不断的奏折密报，了解官员的政绩表现，为其知人善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古到今，人们赞赏风闻奏事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此项制度完美无缺。风闻奏事在推行的初期，可以不加甄别，什么都可以上奏，但长此以往，难免出错。风闻奏事的要害在“风闻”二字，这就给那些不怀好意的小人提供了可趁之机。这些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上折奏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诬陷忠良、伤天害理的勾当，如同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所说的“凭空污人清白”。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太多了，多少为保江山社稷做出巨大贡献的忠臣良将，惨遭奸佞之徒的诬陷而终成冤魂。这些小人，一般隐藏在皇帝身边并深得皇帝宠信。对这样的奸臣，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加以防范，并像惩治贪官一样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另外，举报者也应当出于公心，据实奏报，以免误判，伤及无辜。当然，后边这些话，只是后世人的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历史不能假设，更不可能重来。
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风闻奏事是伴随着惩治贪墨出现的，而反腐，同样是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那些腐败分子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侵吞国有资产、收受贿赂，其腐败程度与历史上的贪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我觉得，风闻奏事这个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来说，依然用得上。借鉴风闻奏事的基本精神，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那么，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理想格局，也是完全可能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