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少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是追求语言、思想和人的现代化也即是文学的现代性。这种追求呈现为一种具有浓厚价值理性色彩的理想状态，而这种追求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长期的‘前现代’状况，而永远无法忽略和排拒启蒙”。[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9页。]换句话也就是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追求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启蒙的问题。这一“启蒙未完成状态”在作为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领域尤其显得突出。因而也可以说，新时期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创作困境，是对于现代性的认同与批判的矛盾和困惑。
是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无法彻底完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以为正是乡村政治对于文学发展的无所不在的困扰与制约。它就像一种无孔不入的生命细菌，从创作主体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等众多方面渗透、发散并最终弥漫开来，某种意义上使几乎所有中国小说家都成为了或隐或显的乡村政治家，也使所有的中国小说文本打上了难以磨灭的乡村政治影响的深刻印记。而对于以自身成长背景为创作立足点的小说家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从河南乡村走出去的部队作家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乡村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阎连科的创作之路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军营，而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则是在年第1期《昆仑》上发表中篇小说《两程故里》之后。从那时起，阎连科的创作才真正显示出了他独特的个性特点，即捕捉到了影响和制约人们精神心理的源于乡村大地的乡村政治文化这一事物并且给予了形象化的揭示和展现。
我所谓的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
概括来说，乡村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崇尚权力与权威，强势权力、民间权威与分化的、服从的、孤独的个人相互依存构成权力运行的基本结构；
（二）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
（三）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见本文作者的未刊本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困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第一章“精神恐惧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发现”。]
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影响来说，这一乡村政治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显得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既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长期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又深刻的政治文化与道德伦理观念，它们虽然表面上看并不常常体现于外在的权力运作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其本质来看，都是乡村化或者说乡村政治化的。长期以来，乡村政治文化就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制约着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从而也制约着他们的创作取向，促使他们在社会认知、历史观念、性别意识以及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或隐或显的“乡村政治文化情结”。这种“乡村政治文化情结”作用于创作中，就使得中国文学在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所追求的理想化境界之间产生了既认同又在某些方面相拒斥的情形，从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具有极其复杂而矛盾的特质的艺术景观。
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阎连科年8月出生于位于豫西耙耧山脉腹地的河南嵩县田湖镇，在距离田湖镇几里远处，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兄弟的故里。虽然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那里只剩下了一座寺庙的遗迹和程氏兄弟的早已经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后代子孙们，然而，它作为一个象征，却对于阎连科的创作构成了某种深入到血脉中去的影响。这种影响，从阎连科创作伊始就已经明确地显露了出来，那便通过对于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探索，揭示人生存在的本原价值和意义。而在这种探索和揭示的过程中，悄然映射出传统乡村政治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内在精神生活的无形的宰制与规约。其早期作品如刊发于年第2期《东京文学》上的《待嫁女》和《两程故里》等，这一方面的表现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待嫁女》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一个年已三十岁的山村姑娘对于婚姻爱情的追求与思索，虽然作为一个小说来说在结构、语言和其他方面的营造还不是很精致，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哲理思索，却一样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年已三十的“待嫁女”也就是日记的书写者“我”，因为童年时代先是母亲在弟弟出世时难产而死，接着是父亲在那个一夜之间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癫狂年代里因饥饿而死，和弟弟一道被村里的老党员、父亲当年的老战友福山伯收养，从福山伯身上感受到了深刻的人性的温暖和美好，在为弟弟办完婚事，完成了作姐姐的义务之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之时，很自然地把福山伯当作了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的隐形的标准。所以，她为自己定下的找对象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方必须是像福山伯那样的人，而且最好是一个党员。她说出的理由是：“大伯那样的人才正儿八经叫男人！我要找一个像大伯那样的男人过日子。诚实、善良，最好再是个党员，一辈子不单单是为了自个才来世上为人的人。”
然后就是一次一次的见面，约会，希望，失望，希望，失望。来见面的人，第一个虽然是个党员而且是党支部副书记同时还是先富起来的冒尖户，却自私自利只知道为自己打算，连每月多交了五分钱党费都计较的小气鬼；第二个是个钻头不顾尾，过日子连邻居也不管的自私鬼；第三个表面上倒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是公社革委会赵主任，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声音洪亮，一副公平正直的模样。可一接触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原来不仅是个自私自利的小气鬼，而且还是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说谎话一点都不脸红。理想的大厦刚刚建立起来就一下子轰然倒塌了。然而，终究还是要寻求。而且经历了这些挫折以后，找福山伯那样的人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她最终能够不能够找到理想的爱情对象，作家没有告诉我们。可从主人公那份决绝的坚信和已经被真正感动了的马二婶的语言和表现来看，我们相信她一定会找到的。
整体上看，这篇小说还不是很成熟，在结构营造、人物心理把握等方面还显得有点稚嫩。我们注意的则是另外一个方面，即小说中已经透露出来的，后来成为阎连科小说一大特点的乡村政治文化对于其创作的影响与规约。很显然，阎连科在这篇作品中为我们展示出来了一种乡村政治文化中很典型的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特点。阅读过程中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和心理中，无论是主人公“我”还是主人公周围的诸如媒婆马二婶、大队长、马二婶的娘家侄子马保国、阴一套阳一套的公社革委会赵主任、主人公的弟弟弟媳等，都表现出那种乡村政治文化中十分典型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和对于生活的认知方式。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从而也就于无形中消弭甚至说抹杀了人物的个人主体性特征。
具体一点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党员和党等同了起来，把某一个个别的党员当作了党本身来看待。正是因为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制约，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行为和思想观念中，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作为现代人所本应该具有的重视个人主体性的展示与张扬的特征，而成为了一个个没有主体性的整齐划一的单面人。尽管作家对于主人公“我”的理想有着明显的褒扬与赞美之情，而且这种理想也的确透露出一种坚守的可敬，人性向善的美好，但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对于生活把握的力度毕竟是弱了一点。
《两程故里》作为阎连科的成名作，以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的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的故里、耙耧山脉皱褶中的程村为背景，从政治、社会、宗法宗族等视角入手，描绘出了一幅在市场经济大潮初起之时，程氏后人们挣扎、奋斗、困惑与迷茫的生存图景。从小因所谓出身不正而备受歧视但却接受了较好的现代思想洗礼的程天青在城里做生意赚了钱，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改善封建宗法意识极其浓厚的村子里一潭死水般的生存景观，为此他开始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奋斗与拼争。在竞选村长、人大代表、争取重修祠堂等事件中，他与只会修桥铺路、既无眼光也无魄力的原村长程长顺，以及封建宗法思想的现代代表、工于心计的程天民之间，展开了一场场几乎是刺刀见红的搏杀。由于后者要么有主流政治权力的支撑，要么对于传统乡村政治文化中的权谋之道运用如意，再加上他本人因长期处于受压抑受歧视的境地而自身精神心理也有着一定的扭曲，这种拼争与搏杀就显得更加残酷，他始终无法取得完全的胜利。也因此，他内心深处那种对于现代性的强烈认同始终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既寄寓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认同与追求，也对阻碍现代性进程的那些东西给予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三.狂想现实主义风格的前奏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阎连科的创作在对于乡村政治中的阻碍现代性进程的因素的反思与批判显得更为清醒也更为犀利。以《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为代表的“瑶沟系列”和以《耙耧山脉》、《耙耧天歌》、《年月日》、《朝着东南走》等为代表的“耙耧山脉系列”中短篇加上重量级的长篇《日光流年》，使阎连科真正进入了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的行列。在这些作品中，阎连科开始集中笔力构筑他的以对于生存绝境中生命韧性的渲染与开掘为底色的“阎氏小说魔盒”，并且由此获得了“苦难大师”的称号[参见李丹梦：《从突围到沦陷：“独语”的叙述》，载于《文学评论》年第5期，第52－57页。]。
考察阎连科这一时期的创作，我们的确从中读出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生命的困窘。按照一个评论者的说法，整个九十年代阎连科的小说魔盒中“装满了苦难、绝望、生死轮回、宿命论、压抑、怨气、人鬼合谋、人狗对话、开棺盗墓，白花花的天灵盖，一只耳朵，一颗眼珠，一条舌头，生死老少、残忍、神秘主义、权力对人的摧残、个人的尊严、集体主义、道德主义、愚昧、麻木、自私、盘根错节的关系、政治交易、饥饿、砸锅，死亡与时间……阴森恐怖，惊心动魄。”[赛妮亚：《阎连科的盒子》，见赛妮亚、梁祝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中国小说七剑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4月第1版，第页。]这一时期，阎连科事实上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人人性本质的最深刻层面。阎连科后来把“瑶沟系列”中的几部中篇合起来作为一部长篇出版，并且取名为《情感狱》，这样一个书名就已经明确透露出了他创作转向的信息。从那时起，可以说他已经把描述苦难作为了自己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过往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太多的苦难。按照阎连科自己的说法，“你是农民，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永远背负着土地与农民的沉重。你的心灵是由土地构筑的，是由泥土和草木建造的，这种沉重就是无法摆脱的。”因而它们“可以说是来自心灵上的伤害。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41页。]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耙耧天歌》、《年月日》、《日光流年》等已经被人评论的很多也很深入了，我不想再多说，只想谈一下他发表于年《萌芽》第6期上的“短篇系列五题”《耙耧山脉》。
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组小说延续了《两程故里》开始的对于乡村政治文化的开掘。描述与批判。阎连科仍然是从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捕捉与把握入手，似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入了生活最本质的肌理之中，从而把乡村政治文化中最顽固也有时是最丑陋的地方纤毫毕露地揭示了出来。
《祭》写乡村政治权力的隐形威势以及被权力者无视或者肆意践踏的乡民们对于权力的认知和形式独特的反抗。村长死了，死了的村长还想最后愚弄村民们一次，他死前安排自己的女人，为防止有人盗墓，在第一次埋葬他的时候不要陪葬任何贵重之物。果然如他所料，盗墓者来了，却一无所获。这一点还没有什么，最令人惊奇的是村民们的态度和表现。李贵是村里辈分最长的男人，而且被村人公认为是和村长关系最近的人。村长女人也的确把为村长办理后事的工作交给了李贵。却没有人知道，那女人先承诺了事后付给李贵一千元作为报酬。而李贵也的确表现得尽心尽力，把一个葬仪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还如一个真正的哲人一样，看到了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的最本质的东西，村长的最爱：那枚早已经废弃了的大队党支部的公章！权力、欲望、性，支撑起了小说的整个叙述框架。就在“尽心尽力”的过程中，李贵趁人不备在已经入棺的村长身上尿了一泡骚尿。而在《两个女人》所描绘的另一个场景中，村长的阳物被一个他长期奸占的女人——李贵的儿媳割掉塞进了他自己的嘴里。
《凶手》同样写乡村中人们对于权力和权势者的极端的仇恨与不择手段的反抗。村长的表弟认为村长可能是被人谋害，于是招来公安局的人调查。竟然有两个人争先恐后地站出来说是自己谋杀了村长。而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是村长自己由于私生活腐化糜烂患了不治之症，忍受不了锥心蚀骨的疼痛而自杀的。为什么人们宁愿坐牢也希望别人认为是自己谋杀了村长呢？张寡妇的十七岁的儿子甚至还为自己没有真的杀掉村长而跪在母亲坟墓前痛哭流涕说是对不起母亲。我们从中能够感悟到的，显然是广大中国乡村中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理冲突。
《选举》的叙述视角有了一点变换，由对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举止的描绘转移到了以乡长为叙事中心。乡长的权谋之术比起村长来显然更高一筹。村长的恶能够让人感觉到，而他的恶却不仅让人感觉不到，而且正相反，竟然让人们感到了温暖和亲切，平和与公正。这就更加让人栗栗危惧。
在这一组作品中，我个人认为最有艺术价值的是最后一篇《听夜》。在我们这个作家们的想象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抑得普遍匮乏的时代，阎连科却通过这个作品向我们展示出了超人的奇崛的想象力。这也应该说是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发展出那种令人惊异的狂想现实主义风格的前奏。
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一幕幕语言活剧
新时期以来，以农村乡土为创作背景的中国作家的创作，更多的带有某种当代社会生活中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痕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经过作家们的精神反刍，表现为一种变异的而且是隐蔽的乡村政治景观。这一点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内陆地区的作家的创作中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在广大北方地区作家的创作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而河南作家的创作又是其中典型中的典型。这一点当然是与河南作家所拥有的“天下之中”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所面临的已经被边缘化了的特殊的生活境遇和因而也连带被边缘化了的表现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具体一点说，一旦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之中，河南小说家们无论自觉意识到与否，都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塑造或者想象成为了一个在某种特定生活范围中如上帝一样全知全能的乡村政治家。他们就是以这种在心中自命自封的乡村政治家的身份，在作品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通过对社会权力、历史观念、性别意识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的个性化表现，演绎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一幕幕语言活剧。
和而不同。阎连科的创作既在上述那种大的文学潮流之中，又时时逸出那主流之外。他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近期创作，表现的更为明显。相同的是，他和其他作家一样在进行着某种现代性困境中的乡村政治言说，无论是短篇《奴儿》、中篇《黑猪毛白猪毛》还是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的长篇《坚硬如水》、《受活》，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或深或浅地触及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文化的某一个本质的方面。尤其是两部长篇，分别以性和权力这两种人类日常生活中最普泛的事象作为解剖生活和人性的标本，作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演绎。《坚硬如水》以一个从耙耧山中走出去后来又回到家乡“造反闹革命”的乡村青年高爱军和他的性伴侣夏红梅的短暂一生为故事框架，用那种文革期间极其流行的“红色语言”或者说“革命语言”，通过对于高爱军和夏红梅的一次次具有“宏大革命意义”的疯狂性爱场面的描写，实现了对于一个荒谬的时代的深刻的批判与嘲弄。
《受活》更是一个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奇幻色彩的小说标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只有中国乡村大地上才有可能生长出来的“政治人”县长柳鹰雀的形象。小说描写的的时代跨度比较大，从明末大移民写到二十世纪末，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是一个在混乱的历史和社会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受活庄。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的带领下，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一个“绝术团”到各地巡回演出，赚来了大批钞票。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一座“列宁纪念堂”，并且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纪念堂中，从而希冀以此赚来更多的钱，实现中国乡民们的世俗天堂之梦。在作家出类拔萃的想象力作用下，整个作品如一个奇幻的色彩魔盒，真实与虚构并置，当下与历史交融，现实与梦魇缠绕，显示出某种卡尔维诺式魔幻万花筒一般的独特艺术特征。
就内容层面上来说，这部作品支撑整个小说结构的叙事内核，仍然是对于人生苦难的描绘与揭示。所不同的是，与创作以前那些作品之时相比较，阎连科已经意识到了单纯的苦难描写的局限性。就像朋霍费尔所说的那样，“由于服从一项人间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单独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11月第2版，第14－15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明白了，还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地展示苦难，控诉苦难，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从中超拔出来。怎么超拔？也许只有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在一个各种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以讽刺、挖苦作为真理的代言！”[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初版序”第3页。]
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阎连科也的确开始了以讽刺、挖苦作为真理的代言的创作转向。《坚硬如水》是如此，《受活》也是如此。即便是一篇只有五千多字的短篇《革命英雄主义》也同样如此。如果只看见标题而没有阅读内容的话，我们对于阎连科新近刚刚脱稿的这篇《革命英雄主义》，恐怕很难作出作品具有讽刺、挖苦意味的想像。那战士与蚊子血腥大战的场景描写，那种当年军营里流行的标语口号化的小说语言，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时时体会到一种莫名的感伤。尤其是最后战士们展览各自打死的整碗整盆整床单的蚊子尸体的描写，更尤其是连长对于自己被蚊子叮咬得已经找不到一块完整之处的皮肤的展示的描写，更是让人无比心酸：在一个以集体的名义抹杀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时代，一个以所谓“革命英雄主义”取代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的时代，也许“英雄主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了，奖牌、锦旗有了，上级首长的表扬激励也有了，然而，“人”在哪里？！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体存在的“人”被放逐到哪里去了？在现代性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的今天读这样的文字，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除了苦笑、哀伤之外，也有着一份真诚的欣慰：毕竟，那样的不把人当人看严重到不仅不为人觉察而且还让人感到正常甚至骄傲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在《政治与人》一书中，当代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之一加藤节教授有一段关于现代政治的十分精彩的论述。他从“政治权力能够加以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已经无限地得到了扩大”、“政治权力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政治的影响力正不断地扩展到政治以外的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从而剥夺了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等三个方面入手，论证出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并断言“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7页。]
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从日常生活存在出发，在对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传统的精雕细刻之中透射出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存在的解剖与批判，从而表达出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的积极的认同寻求，正是一种既独特又十分有效的创作路径。作为同道，也作为河南老乡，我们为他鼓掌，也为他骄傲。
注释：
1、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9页。
2、见本文作者的未刊本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困境中的乡村政治言说》第一章“精神恐惧与乡村政治的发现”。
3、参见李丹梦：《从突围到沦陷：“独语”的叙述》，载于《文学评论》年第5期，第52－57页。
4、赛妮亚：《阎连科的盒子》，见赛妮亚、梁祝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中国小说七剑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4月第1版，第页。
5、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41页。
6、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11月第2版，第14－15页。
7、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初版序”第3页。
8、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7页。
李少咏，自号小木匠，逍遥镇人。能熬胡辣汤，会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喜欢读书写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虚妄与迷惘，都是半瓶子酱油水准。一生不敢或忘少年时代做木匠学徒时候师傅的一句话：想做一个好木匠，就不能用一根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