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现代史，离不开一批热血血脉偾张而有担当的青年才俊。今天我们称之为"大师"。
江山代有才人出。大师从来就不缺，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者;学富五车，一界泰斗者很多，但真正能贯以"大师"者，不仅以才华来衡定，而且还以责任来区别。大浪淘沙，历史烟云消散之后，总能沉淀一些让后人仰之弥高的人物。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从华北到中原侵略者铁蹄的侵淫;从王朝的末落到军阀的硝烟;从全民族的同仇敌忾到黎民的颠沛流离……乱世的无序中，一个个大师如浪遏飞舟，横空出世，在民国的天空，照亮世界。而他们让人景仰的不仅仅是学识和人品，更多的是乱世中对家国的一份担当，一份责任。
历史绝对避不开他们。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华北当权者宋哲元在战与和之间举棋不定，且刚愎自用，使平津丧失应有防守，日军入津第一枚炮火的目标是南开大学。侵略者深谙要击垮一个民族，武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与精神的征服。当南开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保护和抢救平津教育迫在眉睫，高校南迁是唯一保存教育力量的方式。
中国现代史上最艰难最悲壮最无序的大撤退开始了。乱世中，一些满腹经纶之人为求自保丢掉气节与骨气，与日寇狼狈为奸。当时局势紧张，形势恶劣，每个人岌岌可危，随时有失踪与被杀的可能。
北京大学。
郑天挺，北大秘书长。危难之时，他挺身而出，一方面与汗奸周旋，一方面紧锣密鼓、沉着冷静地安排师生南下，同时，他夜以继日的转移安置珍贵校产，无暇顾及幼小儿女，在严峻局势下，他坚持守在沦陷的北平，倾一己之力护送走最后一批人员撤离。
清华园。
赵忠尧，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本来己撤离到郑州的他，忽然在一个风雨之夜又悄悄潜回北平，找到梁思成夫妇。原来他在英国剑桥留学时，历尽万难千辛，为祖国带回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50毫克放射性镭。由于撤离匆忙，落到实验室。他想到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可怕后果。这份责任让他冒死潜回。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他和梁思成，这二个清华学子开着小轿车飞入清华国的夜色最浓处。在一片炮灰与日军破坏过的狼藉中，找到了这份关乎民族未来的科学珍宝，因此激动的浑身颤栗。
好在历史由人来写，大浪淘沙，逐尘而逝的过往，他们的点点滴滴被历史记录，这份民族的大义与担当，令后人喟叹。
五四运动之后，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很是热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北京大学蔡元培率先创没了专门研究国学的机构，清华大学随之也设了国学研究院。王国维(49岁)、梁启超(53岁)、赵元任(34岁)、陈寅恪(37岁)、李济(27岁)，这五位教育界泰斗支撑起了研究院的全部教学，他们身兼数职，教授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及国际先进学术研究。为民族传统学术重建及传播起了不可磨灭的成就。这和现在机构冗杂，人浮于事的一些机构设置，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而且五位导师，有三位均无学位与头街，他们流洋十几载，在美国及欧洲各大名校刻苦求学，学问广博精深己达出神入化，但他们学成唯一念头就是回国。
以自己专业寻找国之发展的方向，根本不在乎名利，不挑剔环境之优劣。这些才俊放弃国外的优裕与诱惑，携满怀的中西文化锐气、科学知识与理念奔赴满目苍痍的祖国，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情怀。因为他们深知，留住教育就是留住民族的希望，留住人才就是社稷之大幸。
当时在这批归国人才的潮流中，有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而这意气风发的兄弟俩之所以日后能成为我们民族脊梁式人物，是和他们有远大目光与强烈责任感的父亲一一梁启超先生分不开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考古学迅猛发展，而中国成了各国虎视眈眈的实践领域，梁启超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地下古物既担心又有信心，他要让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由中国人自己拉开。
于是，他果断地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美国，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要知道，这二个专业，是当时国人想也未想过也不愿触及的冷僻专业，梁公想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做到了，这二人日后成为各自领域的时代宗师。这份大担当，传承的薪火，照亮了我们民族的天空。至今梁公仍受后人景仰。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梁任公因尿血久治不愈，医院做左肾切除手术，可恨医疗失误，误切了健全的"右肾"，生命攸关之大事，医院也承认了。但当时西医传入中国不长时间，国人还持观望，梁启超认为发展西医，更有利于民族未来医学的发展，更利于科学发展与进步，所以他高瞻远瞩，舍己利国。不上诉不索赔，不要道歉，而且连续著文为医院开脱责任。
试想个人得承受多大的痛苦与绝望的煎熬，来做这样一件现时看不到成效的事，这是怎样伟大的人格啊!当我读着他的《少年中国说》时，有幸去瞻仰他的天津故居时，才晓得什么叫高山仰止。在高大宽敞、四面回廊式的饮冰室书斋中，我拾起了他生命历程中的点点滴滴:他出生于广东一个农村，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5岁参加广东乡试中举；17岁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23岁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25岁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接触。在日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年，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后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先生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公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先生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多万字……
看着陈列室那些珍贵史料、图片，我看到了百年前这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辱，为了自己的国民不涂炭，奔走呼号，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畏精神。一种骄傲油然而生，真正伟大的人就该这样轰轰烈烈，忘却自我;真正伟大的精神就该为新的涅盤接受火的洗礼。虽然先生56岁溘然去世，但一种人格永远不会泯灭。
李济，清毕园国学院导师，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当14岁的他考入清华学堂，22岁留美求知时，在上海浦江码头，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著各学者查良钊、张道宏、刘叔和、徐志摩、汪精卫等，这些有志青年后来都成为民国俊杰。
李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先是研究人类学，卓有成效，后来国内野外考古挖掘工作刚起步，他又转向考古研究。正是他这一看似轻松的一个转身，中国考古学的大门向世界打开。在他的努力下，世界考古工作因中国考古挖掘工作的丰硕成果与经验而跨越了不可思议的一大步。而且，在与国外考古学家合作挖掘彩陶遗址时，进行的大胆论证与猜测，准确度让国外专家瞠目结舌;而且做为一名学者，他不卑不亢地说了这样的话;"学术之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正是这种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分毫不让步的态度，在当时乱世，保护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
后来故宫国宝南迁，他举家老小始终随国宝颠沛流离辗转数千里，漂泊达十年之久，其中艰辛不可言喻。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他14岁和17岁女儿相继病逝，在凄凉悲苦的艰难中，他彻底病倒。但他呕心沥血为之经营大半生的考古事业又让他强撑意志，努力培养后辈人才，如后来的考古界"双鼎"一一夏鼎和吴金鼎。以至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们活在李济的时代。”
傅斯年，这位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凭着过人的才学与胆识，在半个世纪的奔波中，周旋于各个领域，既穿针引线又躬身力行，把民国璀璨的星空布置的井然有序，又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当他开辟了中国史学新天地一个伟大时代时，他33岁。……云水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一直以宽容与开放的姿态兼收四海八荒。其中体现诗意的儒雅及对美的追求中，对英雄的崇拜是这部文明史中荡气回肠的咏叹调。
每当我们从帙如烟海的历史诗文中触及时，血液里流淌的热就会燃烧。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其实就是爱支撑这个民族历经千难万劫仍不屈的骨头和气节。民族的辗转与迁徙，融合与分离，离不开一份责任与担当。大师的情怀，就是民族的情怀。
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