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5月2日至23日，“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经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和凯丰在延安召集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几十位文艺工作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言，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两次发表讲话，后来综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5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进而深刻阐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从而“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
近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现代哲学》杂志社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些学术团体、机构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理论中国”网特约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几位学界人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笔谈。
理论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文化的军队”？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平等国统区、沦陷区的许多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同时，这些文化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没有找到门路，再加上这些人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出现了不团结甚至宗派主义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感觉有必要彻底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才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当然，毛泽东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是十分慎重的，会前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都交换过意见，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也能看出来，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为什么强调“文化的军队”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需要各种战线的配合，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实际上是在国难当头时刻，对文艺战线的一种召唤，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为文艺而文艺”的貌似超然主张的一种鲜明拒绝。
理论中国：《讲话》在当时发挥了什么作用？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新道路。《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
《讲话》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诸多基本问题。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外国与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文艺创作与形象思维问题等。显然，《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讲话》的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它不仅在革命根据地创造出一个岁月清朗的崭新文学艺术的世界，也引领着国统区“人民文艺”运动的高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据报道，最早翻译出版的《讲话》外文版是年的朝鲜文版；年日本也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名，发行日文版，并从年到年再版6次。从—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瑞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越南、蒙古、巴西、古巴等30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这个《讲话》。《讲话》毫无疑问是一个响亮的中国声音。
理论中国：《讲话》历久弥新，在于它解决了文艺界乃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文艺工作，但又是超越文艺领域涵盖各方面的，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它不仅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而且也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问题。因此这篇《讲话》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讲话》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问题；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比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等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理论中国：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前进的力量。《讲话》在新时代有什么样的价值？重温《讲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实践的反复检验，《讲话》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经典，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路标。80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个《讲话》，许多观点依然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而引发思想上的共鸣。
当然，今天重温和领会《讲话》精神，必须注意一定要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揭示《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谱系，以及它区别于其他文艺思潮的特性，进一步厘清理论上的是与非。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不仅在当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今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重温它、理解它，可以感觉到它提出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仍然是文艺作者创作时不得不遵循的创作规则。
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结合上面提到的系列“根本问题”，我认为《讲话》也是一次文艺领域“总结经验”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的时候，特别用了这样一句话提醒人们：“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这与我们党每到重大历史关头都要总结“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精神是一致的，反映了我们党善于总结经验的历史智慧。
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来说，《讲话》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比如，80年前毛泽东着重提出并解决的“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不是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样一个涉及世界观，涉及我们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永远在路上”不断改造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明确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党就失去了根本、根基，也就没有底气和力量，就会陷入“最大危险”之中。
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由谁领导和领导核心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着重强调的一个“根本问题”。《决议》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总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时，《决议》总结的第一位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可见这个根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比如指导思想这个根本问题，要求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也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的一个根本问题。《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议》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特别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所以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80年前，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明确指出：“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这就是说，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机，以文艺为切入点，但解决的却是一系列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决定我们所要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基本思路和目标方向，决定我们“是什么、要干什么”，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最终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解决的系列“根本方向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穿透力和强大的时代感召力。
（“理论中国”网通讯员：樊宪雷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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