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地理总是在告诉人们相对某一区域，或大或小，某些事件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因为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事总会与当下发生的产生某种机缘的巧合，甚至相似，进而完全一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年9月下旬，还在长征途中的毛主席写下这首《七律·长征》时，那支当时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红色军队并非平白无故地笑逐颜开。
岷山，中国西部大山。位于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这样的一座山，南北逶迤多公里，有“千里岷山”之说，也是川西高原、甘南草原与黄土高原气候的分水岭。在四川若尔盖一带经历过的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高原沼泽地带，进入甘南草原后，也许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喘上一口气，岷山便横在了他们的眼前。
于是，天险关隘腊子口这条藏区与汉区人文交流的通道，成了红军与围堵他们的国民党军争夺的一个焦点。在这里，疲惫的红军先后两次突破天险，北上陕甘地区的通道开辟了出来。那里，诞生了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的高地，来自那里的干燥的风没花多长时间就吹干了这支部队身上带着的阴湿的气息。中国的黄土高原在那时向这支来自社会底层却有着崇高理想的部队，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雪峰如海的岷山相传是上帝与众神的天庭所在地，也是诞生中国古史神话传说得最多的地方之一，红军与岷山的挥别只能让他们变得实在而且具体。因此，当他们从一张废旧的报纸中了解到陕北的消息，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那时，他们笑了。
地理总可以让历史创造很多的规律让人们来遵循，红军也许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地理的概念里走向一个历史的规律，但在后世看来，他们的的确确是在那一刻里走向了一个规律，一个有关成败的规律，一个让很多人都难以相信却又合情合理的规律。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离成功不远了，即使他们还会遭遇围追堵截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摆脱后有追兵前有拦截、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他们的的确确与成功不远了。
中国是一个地理、历史及文化很多元的国家，这给了中国很多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遗产，同时，辽阔的疆域又培养了中国人在多元环境里善于总结的习性。被中国人称作史太公的司马迁就说，率先“起义”的人都是在东南一带，但成功的大多都是在西北方（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当年，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因为战略转移而进行的长征分明遵循了这一规律。
黄土高原，中国中部偏北部64万平方千米的黄色区域，大约在八百万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湖泊。“风成者”说，那时期，地球上的天气干燥而寒冷，到处吹着强劲的狂风，狂风吹起地上的沙土和尘粉，漫天飞扬的沙尘被吹落到这片湖泊，湖底的泥沙越集越厚。后来，由于地球大陆板块发生碰撞，把整个湖区慢慢地推升起来，进而使湖水变得越来越少，最终干枯。黄土露出地面，渐渐成了高原。
中国古籍里多处关于“雨土”（沙尘暴）的记载，也仿佛证明了这上点。班固《汉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公元前32年4月的一天，“大风从西北起，云气亦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
这一区域是中国沿海向内陆、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自南而北兼跨暖温带、中温带两个热量带，自东向西横贯半湿润、半干旱两个干湿区。区域西部和北部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区，中部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区，东部、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区。虽说，这里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但相对中国其他区域而言，绝对是一个亦农亦牧的好地方。
因诱而缘。周秦汉唐，立国西北而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善“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因此说，禹兴于西羌（河西、青海海南、湟河一带），汤起于亳（河南商丘），周之王也以丰锆（西安）伐殷，秦之帝用雍州（河西）兴，汉之兴自蜀汉。汉中平原虽说属于秦巴山区，位于成都平原和黄土高原之间，但仍未完全脱离这一区域。
年和年，红军就这样顺应历史潮流，走进了这中的这片黄色区域。他们在这一区域当时的行军路线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毛儿盖—过草地—腊子口—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师）—会宁；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宁夏将台堡—会宁；红四方面军：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四川松潘—甘孜—会宁。红色的火种开始与黄色的泥土曾经在这里相映、交融，乃至后人至今还能听到他们的军号发出的声音。
年9月、10月，我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之邀与摄影师葛蔼有幸一起走过这段长征路，我们的行进路线是：岷县—腊子口（原路返回）—陇西—定西—静宁—会宁—西吉，过六盘山绕道同心至固原，由平凉至庆阳到达吴起。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周人、秦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创造文明，奠定了中国国家的雏形，汉唐盛世更是继承、发掘和光大了这一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使这一区域成变成了农牧文化、中外文化互相接交汇融合的重要场所。它们都是从这里挥戈东进，而后扫平群雄而统一天下的。
然而，唐之后朝代似乎忽略了这点。两宋之际，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江山飘摇而政经南移，时人叹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人汪若海还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金人则认为，今陕甘一带山高势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谁占有它，谁就对全国有了“建瓴之便”。再加上陕西与“天府之土”的四川毗邻，四川特产丰饶，财力雄厚，所以，今陕甘一带在金人的眼里成了“天下的根本”。正因为这样，宋金当年在这里的争夺争斗就便显得异常激烈。
今天，这些只能在史书里化作一声长叹了。
宋人所说的川陕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北宋时陕西即陕西路，即今陕西榆林市以南，山阳县（商洛市）、凤县（宝鸡市）以北陕西全境以及山西省闻喜县（运城市）以南、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陕州区）以西、甘肃泾原（陇右道）、渭川（今天水市）二道所辖地。当时，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是最早出现的甘肃之名。
红军的战略转移其实是对这一曾经创造过昔日辉煌，也经历了衰落、磨难的“文明之乡”的再次认知，是一个民族生活习性与历史规律的使然。红色，在黄色中璀璨艳丽；黄色，因为红色更加让人着迷。
我们的行走经历实际上是一次穿越。在这次穿越里，我们触摸到的是中国黄色文明的高度。我们看到，红色的火种与黄色的泥土曾经在这里相映、交融，甚至我们还能听到了一枚军号发出的声音。它，浑厚如黄土，清澈如河流。
岷县：一片烟叶的自给自足
我们选择了岷县，一个可以当做跳板的地方。
除了跳板的功能之外，我们选择岷县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我们所在的陇西与定西一带去红军长征路过的重要关口腊子口，岷县相对迭部要近一些；另外是，岷县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公元前年，岷县就被秦国纳入了版图。秦人混血，勇猛且能征善战。今天的中国人甚至还觉得秦人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野蛮，但正是秦人让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因为这个，中国人至今都把秦人血液里的那股子生猛劲儿当成必须，深感自豪，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转换成一种在他人看来有些可怕的力量。
这种情绪植根于人心，世世代代延续不断，成了融入中国人精神层面的自觉意识，没有理由，文明而且强悍，也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中最为高尚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36郡，岷县属全国36郡之一的陇西郡，是秦王朝的西部边地。两千多年前的边地，让岷县一带拥有了强悍的民风。
在我们一路向南的行程里，于甘肃靖远、景泰一带就听到当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把天水秦安、定西岷县一带人叫“南杆儿”（“杆儿”可能是指身材高大、精瘦、有力），还说南杆儿们会“拳”（武术），“不好对付”。在那绘声绘色地描述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个飞檐走壁的矫健身影。但在与岷县人的交谈里，他们仿佛不怎么提自己的“拳术”，只是说三国时的董卓是岷县人，还说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也是岷县的。
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最后死在吕布的手里。岷县人仿佛对他没什么“好感”，对貂蝉却格外热衷。他们把貂蝉描摹得美若天仙是自然，还把貂蝉说成了一个对东汉政权存亡起到一定作用的“巾帼英雄”，认为是貂蝉深入虎穴，巧施智谋，借吕布之手置董卓于死地。
一个地方两个人，传说也好史实也罢，都是岷县于历史红尘中留下的一道影子。
公元前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众，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这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筑长城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可谓家喻户晓。岷县人说，秦长城的起点就在岷县。秦以后及当今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说法，而岷县境内二郎山上也发现了秦长城遗址。
两千多年前的边地之风，就这样吹进落在了我们行程中岷县的故事里。
岷县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地区之一，红军三大主力都曾经过这里。第一次是至9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达拉梁，于旋窝、大草滩、红土坡、绿叶村等地，随后进驻宕昌县哈达铺；第二次是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岷县。
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岷县十里镇三十里铺村，前后达57天，并召开了著名的“中共西北局岷州三十里铺会议”，史称“岷州会议”，粉碎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图谋；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为实现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五十多天时间里，红军在帮助群众开展生产、积极休整的同时，在县内建立了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红军离开岷县时，岷县人民为红军筹粮捐物，还有人参加了红军。
而今虽说8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英雄的故事总会在大地上流传。
岷县是定西、天水、陇南、甘南的几何中心，是通往兰州、陇西、陇南、甘南和四川的必经之地。兰渝铁路（兰州-重庆）和建设中的成兰铁路（成都-兰州）以及规划中的兰州至海口高速公路都经过岷县。国道线、省道线的交叉连接使岷县成为甘肃南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但这些仿佛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岷县大山深处农民的生活原貌。
岷县地貌属高原形态，西秦岭北支褶皱带，全县山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因为这个原因，“西控青海、南通巴蜀、东去三秦”的地理概念分明与汪禄寿以及同他一样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关系不大，与他们生命攸关的是人均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
由漳县沿国道再向南走，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菜籽镇”之类的地名，在这些充满田园彩色的地名之间，还能看到去临潭、卓尼、迭部以及武山、宕昌、礼县的路标。在这样的路上行走，难免不会让人有些左顾右盼的意思。
距嶂县12公里左右的殪虎桥（音），路边许多店面出售放养的虫子鸡的招牌。随后，我们眼前的草地多了起来，农田变少了，气温也较先前变得潮湿和凉快了起来。再向南走不远，我们进入了岷县。在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山谷里，我们见到了黄芪、当归、柴胡和红皮土豆。
主人姓郭，带着老婆、儿子、儿媳，还有三四岁的孩子，在田里挖土豆，土豆是红皮的，要比我们平时的市面上见到的紫皮和白皮土豆好看，一个个红红的，躺在潮湿的田地里，憨头憨脑的样子。那红红的表皮上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不小心碰破它，定能流出血来。
郭姓人说，这种红皮土豆和其他品种的土豆一样，不喜欢水，因为今年天旱，所以收成不错。他们一般是将大一些的土豆留下来冬天吃菜，剩下的会卖给前来收购的贩子，而小一些的，会卖给粉条厂加工粉条。
郭姓人说的大土豆大约是指拳头大小，小土豆大约指鸡蛋大小的。因为相对其他品种土豆，这种红皮土豆相对好吃，所以大些的土豆在市场上的价钱也相对好一些，大约比其他品种的能贵5分钱左右。
郭姓人告诉我们，种一亩土豆一年下来，收入不到一千元，土豆的亩产量大约在二千斤左右，市场卖得最好的时候一块五毛钱一斤，但贩子从他们手里收购土豆，平均也就两毛多钱一斤。
郭姓人说，钱都让贩子挣了，但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土豆田旁边的地里种的当归与黄芪，郭姓人说，相对土豆，药材的收入相对好一些，政府还会给农民一些补助，但需要倒茬，不是一直可以种下去的。
我们问为什么还不去收割当归与黄芪，郭姓人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还不到时候。”随后，他的目光淡淡远远看着南边不远处茂密山林间流出的一股溪流，有种要跳出这大山的意思。
我们要走时，郭姓人送给我们两枚土豆，说是让我们留着作个“纪念”，这让我们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在岷县北边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我们见到了汪禄寿，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当地的农民。五十多岁的他有三个孩子，如今孩子们都是成家，去外地打工了，有去重庆，也有在兰州的，离他最近的一个在定西，都不常回来。
汪禄寿在自家一块农田的边上辟出了一块地方，种着烟叶。我们看到他时，他正准备将采摘下来的几片肥大碧绿烟叶带回家去做晾晒处理。他说，能种就自己种了，省得再去买。而当我们问起此地距腊子口还有多远时，他似乎是思考了很久才告诉我们：“哦，那个地方，好远好远呐！”其实，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距腊子口也就一百来公里。
汪禄寿说，孩子们不出门去打工，待在家里没什么出路。当地的主要家作物是苞谷（玉米）和麦子，农民也有种药材的，但收入都一般。随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精巧的灰色烟袋，让我们抽他自家种的旱烟。
中国温带半湿润和高寒湿润的气候在岷县过渡，甘南高原、陇中黄土高原以及陇南山地在这里接壤。不同的地域与气候给了岷县不同的文化，也让岷县有了自己的文化，既有农耕的习俗也有游牧的特点。汪禄寿和生活在岷县的很多人一样，直到今天依然不爱出门，也没怎么出过门，他们总爱卷上一支悠闲的旱烟，在自给自足的神态里，有意无意地完成了对于土地与文化的守望。
用来卷烟的纸是废旧作业本的纸张裁出来的，上面还有老师用红笔打下的“对勾”，汪禄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娃儿用过的东西，扔掉可惜！”烟叶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呛人，摄影师葛蔼居然完整地抽了一支。
蓝色的烟雾飘过汪禄寿不足十平米的烟叶地，很快什么都不见了。
说到今后的生活，汪禄寿说：“它能把我阿么呢！”然后笑了起来，表情很是坚硬，但其间弥漫的情绪却像他的旱烟一样地呛人。
一些夏收后的田地里已被种上了小白菜之类的短期作物，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在川台区甚至山腰间呈不规则状，都被人们利用了起来，一分分地精耕细作。
岷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的这样一个跳板，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来自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又保持着自我特色。这里的水系分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3个水系。属黄河流域的有洮河水系支流16条，渭河水系支流5条；属长江流域的只有湫山河水系1条。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高寒阴湿，植被覆盖很好。这为当归、黄芪、红芪、党参、丹参等名贵中药材的生长提供了气候和土壤环境，因此，岷县素有“千年药乡”和“中国当归之乡”之称。
再向南走，道路两边的林木越来越苍翠、茂密，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牛羊旁若无人地穿越公路，甚至悠闲地在公路上溜达，气候也越来越明显地湿润了起来。
随着地域的变化，我们正在告别一种文化而即将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此时的黄土高原已经被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甘南草原已经在岷山的南边悄悄地等着我们了。
当年，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军阀勾结岷县地方恶霸进行大肆报复，不少苏维埃干部和红军伤员惨遭杀害。西川区苏维埃主席张有才就义之前，高唱岷州“花儿”：“桦材劈成碌碡极，我为红军当主席，豁出人头手里提，你把爷们儿阿么呢……”
这花儿，伴着洮河水分明还响在我们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