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乡村里的中国》在济南百丽宫上映。算一算，我跟这部片子，倒也蛮有缘分。
所以，我要说一个故事，一个与梦想有关的故事。
去年春，本报策划的“乡村记忆”专题正式亮相，作为这个专题的负责人之一，我曾一度在山东省内的各个传统村落里游荡，寻找一种特殊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不是故事，而是一种乡村社会文化，确切的说，是这种文化映衬在当地人身上之后所反应出的一种常态。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有缘认识了焦波，也知道了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我跟焦波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聊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决定去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地，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探究竟。
去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杜深忠。
无论是我跟焦波聊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还是其他媒体对于这部电影的报道，总少不了杜深忠这个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又很有文艺范儿，热爱文艺。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人，生活在农村，并不快乐。
从业十年，我采访过拍电影的农民王新全，也采访过热爱唱歌并且因此成名的大衣哥，平心而论，这些人多少都是有梦想并且愿意为梦想奋斗的人，不过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农村舆论环境中，他们往往被冠以“不务正业”、“二流子”一类的负面名号。
在他们的故乡，成名之前的他们，是一个“笑话”，也是当地父母教育孩子口中的“反面案例”。
这是一种痛苦。
一如一个不懂英文的国人生活在英国伦敦郊区的农村里，鸡同鸭讲之后，只有选择沉默。
去了杓峪村，见到杜深忠后，我提出了第一个采访问题，然后就被震撼了。
我的问题是：“您是全村唯一一个看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电影的人，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一身粗布衣服的杜深忠抽了一口烟说：“我木法评价，有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随后，我跟他聊文化，聊书法，聊诗词，聊琵琶，聊二胡，聊当下社会的浮躁心态，聊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杜深忠都有问必答，而且答案往往让人惊艳。
杜深忠，俨然是杓峪村的社会学家和社会观察家。
临别前，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杜深忠说：“是焦波在这里（拍纪录片）的时候，那时候俺哥俩天天在一起聊（文化）。”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今年年初，《乡村里的中国》在济南进行了媒体点映，感谢焦波老师的邀请，我得以前往观看此片。也因此见到了焦波老师。
我们两个聊起杜深忠，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来自于他农民的身份和他有文化的思想的反差，而是来自于他对于梦想的执着和追求。
在这个连大学都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代，追求梦想者的存在是稀缺的。
这也是杜深忠这个人的特别之处。
这同样也是《乡村里的中国》的特别之处，它记录的，是一群普通人追求梦想的过程，也许对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来说，在杜深忠这个年纪谈理想或梦想是极其幼稚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选择背后给我们的感动。
说起来，我似乎跟《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缘分未尽，在观看点映之前，我曾与这部纪录片的另一位主人公磊磊一起去了一趟杓峪村，又见了杜深忠。
在接受了诸多媒体的采访之后，杜深忠依然还记得我，还能准确说出我所在单位的名称。
他的书法进步了不少，至于琵琶嘛，遗憾未曾听过，也就无以谈论其水平。
PS
据说，《春江花月夜》是杜深忠最喜欢的琵琶曲，是他一直渴望弹奏的曲子。那么，就把这首琵琶曲，送给他，希望下一次，可以听到他来弹奏这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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